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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丁香】人生一站(散文)

来源:广西文学网 日期:2019-12-9 分类:文化资讯

人的一生,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。每一个时段,不论短暂与悠长,也不论疯狂与舒缓,都有可以回忆的细节,也有可以品味的点滴。有的令人陶醉,有的令人忧伤。尤其是人生起步的第一站,更是如此。我的人生第一站,是从一个叫古城桥的人民公社开始的。

说起古城桥,还是有些来历的。这个地方因一座桥而得名,桥因在古城之侧,而谓其名。然而,这只是近代的事情。往前推,要一直推到三国时代。一度,古城是属于东吴的战略前沿,从古城向西南,直赴荆州,是一条传递信息与运输战略物资的驿道,古城桥是必经之地。

四十多年前,我曾在古城桥的桥头观察过。北面,一条大道自古城直接到达这里。桥南,有两条道,一条去西南,直对紫蓬山,应是战略要冲。一条朝正南方向,可以抵达安庆,顺江而下,便是建业城,是政治取向的通道。虽然,驿道只剩下土坯田埂,但那幽长深远的去处,是一直存在着的,不能不令人生出无限的遐想。

当时,这里是一条无名的河流,没有桥。但是,驿道从此经过,却被一条大河阻隔,来往自然不方便。据说当时运输货物最好的工具便是毛驴,可能是河太宽了,或者河谷太深了,毛驴到了河边便苦嘘苦叹,不愿过去。故此,这条河便有了个名字——苦驴河。

桥,就是在这个时期建造的。但是,当时的桥是什么形状,叫什么名字,建桥人是谁,已无从查考。只知道,建桥用的石料来自湖北襄阳,是由长江入巢湖,再经派河运进来的。因为,襄阳石头坚硬又有韧性,非常适合建桥。可见,造桥人是非常讲究的。

到了清朝中后期,这座石桥可能已经破败的不成样子了。苦驴河北岸有位姓万的进士,与河南岸的一位姓张的进士,两家要结亲,因为苦驴河的阻隔,很多事都不方便处理。这万进士便提议重修这座桥,张进士也欣然同意。于是,万、张两家倾尽家财,也从湖北襄阳采购石料,经过了几年的精心施工,才让昔日的石桥重见天日。桥修到收尾的一个环节,是填放最后一块石头。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,这块石头怎么也放不上去。施工人员在桥上焦急地大声喊:“放了没?”万进士看着,急着,大声说:“还没!”

那块石头终于没有放进去,万进士则吐血而亡。

桥最终落成了,而从襄阳运来的石头,就只剩下了没能放入的那一块,搁在了一边。后来,有人就用这块石头做碑,刻上“剩石桥”三个字,立在桥头,算是为这座桥立了名,也让这块石头发挥了作用。

这是一个传说,也是一则故事,是真是假,也无法考证。不过,桥是真的,桥名也是真的。古桥最早的名字,就叫剩石桥。

民国初年,因这座桥在古城之侧,被叫做城桥。此时的桥,选遭破坏,多少次都面临着毁灭的危险。中华民国执政段祺瑞先生的祖上,就居住在城桥一带,因躲避土豪的骚扰,一度搬迁至寿春的炎刘庙。其祖父段佩老去世了,段祺瑞亲护灵柩,归葬古城桥南的陶岗村。从此,家道中落,段祺瑞便在一个叫侯大卫的村,继续读了一年私塾。后来,他发达了,对曾经养育他的故土恋恋不忘,听说城桥破损了,慷慨出资,使得城桥得到了修缮和保护。

经过修缮后的城桥,可能比当年初建时的难姿还要壮观。三个圆孔,呈品字形一字排开,中间一个大孔,两边各一个小孔,就像三只弯月一样横卧在清波之上,十分的优美。桥面两侧有精心雕刻的栏杆,不仅使桥上的行人有安全感,还让石桥越发的俊美。桥的上首,在三个孔的上方,有三把宝剑,似乎要斩断狂风恶浪,永保平安。桥的下方,也是在三个孔的上面,有三把宝刀,似是抽刀断水,任流水逝去,不许回头。最奇特的是,桥的南北两端,四个角落,居然设置了四口水井,称“四眼井”。井水分别是酸、甜、苦、嫩四种味道,似乎是在向世人昭示着某种寓意。

可惜,一九五四年的那场百年不遇的大水,没能撼动主桥。桥面上的栏杆,桥上、桥下的宝剑、宝刀皆被洪水冲走。四口水井,也只有甜水井至今还在使用,其他三口井也相继废弃了。

随着古城地位的提高,地处古城门户的城桥,也有了正式的名字——古城桥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,或许,是因为千年古桥的缘故,或许,是政治的需要,在这里成立了一个新的人民公社。因为,此地因桥为名,人民公社还有什么理由不用此名,故称为古城桥人民公社。

沉寂无闻的乡村,虽然,距离古城很近,却因为交通、时空的缘故。此时此际,就如同那三口被忘记了的千年枯井,老百姓也就是那井底之蛙,无论外面是什么的急风暴雨,在他们的面前只有碗口大的天,只有四壁苍苍的绿苔。无论怎么上蹿下跳,眼睛急成铜铃,肚子涨成皮鼓,都只是尺寸之间的王者。

现在,苦驴河的水,似乎是被一阵风吹起了涟漪。可是,老百姓根本不关心。春种、秋收,冬藏时能有余粮供家人吃饱饭,才是他们最关注的事情。不过,这事对于我来说,却是改天换地的大事。

那一年,我十五岁,正在读中学。父亲却将我弄到公社电影队当放映员。我即使中断了学业,也非常的高兴。走出家门,就意味着我可以独立了,可以为家里减轻经济负担。起码,能够解决我自己的吃饭问题。还有,一个乡下的愣小子,没见过世面,突然间到了人民公社,成了半个公家的人,不仅开阔了眼界,更重要的是改变了身份,这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。

那时的古城桥,除了那座千年古桥,还有一个小小的镇子。镇子也就是临苦驴河而建的一条小街,自桥向上,踏过十几个台价,便可入街。青石板铺砌的路面,两边的房屋也是那种白粉壁,马头墙,黑瓦顶,皖南徽派的建筑格调。因为,远离政治、商贸,缺少人气,有些破败。可能是觉得小街太小的缘故吧,人民公社机关没有建在街上,而是建在小街的北部,比小街地势高出很多的一片开阔地上。

我去的时候,人民公社己全部建好,开始了正常的运转。公社机关虽是新建的,却很简陋,很普通,两排大约二十多间的平房,坐北朝南,土坯墙,红色瓦顶。东边打横的,是大约五、六间,还要简易些的,土墙草顶的小平房。西边是厨房,规格却比其他的房屋高,红砖墙,黑瓦顶,有三、四间的样子。

从格局看,两横两纵的房子,和房子中间的那个长方形,如同一个“口”字一样的院子,便是人民公社的全部。

当然,一个基层政权的设立,还得有些配套的东西。那时,对于农村、农业、农民来说,最需要的是“国营三站”,即粮站、供销社、食品站。还有信用社、邮电局。三站和信用社,是紧随公社一同进驻的,他们分别在公社机关的背后,按街道形状,建在一条路的两侧,自然形成一条街。邮电局未建,则在公社装上一台电话转换机,电话一通,井底之蛙也就跃上了广阔的天地之间。

这样,公社有了,街道有了,集市也就有了。

我们电影队,也是人民公社的配属之一,却只有两个人,就住在公社机关东头靠中间的两间屋里。我是学徒,另一个人里师傅,也是队长。队长姓孙,也只有二十几岁,瘦高个子,是另一个公社的人。他是三年前招工到县电影管理站的学员,被分配在南边的一个区电影队,在即将转正的前三个月,放映途中,不知道为什么发生了一场火灾,烧坏了一台发电机,也烧坏了他自己的一条腿。此事,被认定是因工作失误而导致的责任事故。他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后,伤是好了,却转不了正。招工,过了学员期,不能转正,就只能退回原籍。也就是说,从哪儿来,回哪儿去。他当然不想回去,可不回去,去哪儿哩!那个年代,可不比现在,可以自谋职业。回去,就是回到农村,继续做农民,种地。当时,中央正在县及县以下的基层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,要加强文化基础建设,有条件的人民公社可以组建电影队。

古城桥人民公社刚成立,很多的刚性需求是可以优先考虑的。或许,是组织上考虑到我家兄弟姊妹多,家庭负担重,照顾我家。或许,是别人还没反应过来,我父亲利用了这个契机,合理的为我们公社配置了电影队,还配置了技术人员,孙队长便是最合适的人选。虽然,不转户口,不是正式工人,名义上叫临时工,其实就是到人民公社打工。他,已经没有了选择的余地,只能来了。

而我呢,算是搭配进来的一个农民工。

无论是什么工,对于我来说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我有了工作,有了工资。虽然,人民公社给我定的工资,第一年每月十八元,第二年每月十九元,第三年每月二十元。也就是说,我也要当三年学员。不管怎么说,我是成立人民公社之后的受益者之一。

电影队的工作就是放电影,县里无偿提供的是一台8.75毫米的小型电影放映机。那时的农村大多数地区都还没通电,因此,又配置了一台发电机。这是一台需要两个人用脚踏起来,才能有动力和发电的脚踏发电机。今天看来,这东西之筒陋实在令人不敢想象,但同时也说明,在当时的条件下,技术人员还是很聪明的,最起码,让远离城市的偏僻乡村也能看上电影,不能不说,也是一个创举。

我们在全公社各大队巡回放映,虽然,电影片源不足,而且有一定的政治色彩。但是,当荧幕挂到了生产队的房前屋后,打谷场上时,对于祖祖辈辈只在田间地头,跟着牛尾巴跑的农民来说,那可是开天辟地第一回,父老乡亲们喜悦的心情,都被那扶老携幼,奔走相告,三里、五里,甚至十里、二十里都来赶场的景象,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我们一般都是上午睡觉,下午到几天前就约定好的某一个大队开展工作。每天傍晚,大约在四、五点钟的时候挂好荧幕,架上电影机,吃个简单的晚餐,稍事休息,天一黑,人到的差不多了,就开机放映。

电影机距离荧幕大约十多米远,一场能容纳的也就一两百人吧。可是,电影机的位置,是全场的中心点。或许,这里看的视角正,看得最清晰。或许,放电影的是两个毛头小伙子,正当谈婚论嫁的年龄。所以,一些大姑娘,小媳妇总喜欢往里头挤,而且是一波一波的挤,经常被挤得电影机都几乎无法立足。我们的电影台上,会不断地有人,一会递上一把花生米,一会递上一袋葵花籽。有时,还有人递上小手帕,雪花膏之类的东西。显然,我们是受宠的。

那时,能够放映的影片不多。七部革命样板戏影片是主要片源,还有“三战,”即《南征北战》《地雷战》《地道战》也经常放。国外的电影也有,不多,我只记得有部叫《伏击战》的电影,在我们这里放了一个多月。这些影片基本上都是通俗易懂,老百姓能看得明白,也就非常的喜欢。

对于放映员来说,电影看多了。当然,我是说每部电影看的场次多了,最大的收获,不仅记住了电影情节,还能背诵全部的电影台词。与别人来说,可能就是好玩。与我来说,似乎是开拓文学荒原,奠定文学基础的开始,对我后来狂热的喜爱文学是一定意义的。

电影结束以后,大约也就十点钟左右吧,纯朴的主人己经为我们准备好了夜餐。那时,乡村生活是艰苦的,夜餐也基本是随季节的变幻,吃不同的饭菜。春天,有泥鳅、黄鳝。夏天,有鱼、有鲜活的蔬菜。秋天,有鸡、鸭、鹅,可烧,可炖,可以有多种方式的吃。唯独冬天,几乎没有可吃的东西。但是,主人会想方设法,一定不让客人光筷子下酒,比如蒸豆子,蒸咸菜,即使都是咸菜,也一样让我们,酒喝得尽性,饭吃得满足。

这些,今天看来简单、普通的食物。在那时,却是非常的珍贵,非常的难得,无一不包含着农民们对能给予他们幸福、快乐的我们,最真诚的表达。

我是五岁那年,随着母亲下放回原籍的。是三舅的一架板车,把我们全家从县城拉回到故乡。从此,我在泥土上生活,在父老乡亲们的呵护中长大。但是,这只是一个家庭,或者是一个家族的生活环境,一切都是自然的,平常的。眼下,我依然在故乡的天空下,只是在做着我应该做的工作,却被长辈们当作贵宾一样盛情款待着,既亲切,又意外,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。

吃罢夜餐,我们赶夜路回公社。两个年轻人,说胆子大,也大。说胆子小,就小得很。一路走着,排解寂寞的方法,就是对电影台词,往往,从起点到终点,正好说完一部电影。天空上的星星听着,快乐的眨着眼睛;田野里的青蛙听着,鼓起肚皮,为我们伴奏。我从家里来到公社时,妈给我配置的唯一一件物品,便是一只能装三节一号电池的手电筒,光很亮,能照到几十来以外,走夜路有了它,是不会迷失方向的。每天夜里,一出门便打开手电,直至到了自己的宿舍才关闭。一路上,手电一会照一下前面,一会照一下左右,还会时不时地照一下身后,似乎只有这样才觉得安全。其实,那个年代走夜路的人很少,乡野的安全状况非常好,从没听说有拦路抢劫等事件的发生。我们的害怕,可能是与生俱来的,什么鬼呀神呀的,一些虚幻的东西。然而,最害怕的是才死了的人,被埋下的坟墓。有好几次,下午走过的路上,什么也没发现。夜里回来时却在不经意间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花圈,还有一座醒目的新坟。身上的汗毛会立马竖了起来,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,眼睛盯着它一刻都不敢离开,两只就像鸿毛一样轻的脚不知如何迈,简直就如同末日来临了一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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